发布日期 2020-11-24

龙长吟:以理性的光芒,重新看待曾国藩形象

原标题:龙长吟:以理性的光芒,重新看待曾国藩形象

文 / 龙长吟

唐浩明《曾国藩》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11月

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曾国藩》,1992年出版了第三部,1993年合璧面世。1994年5月24日,召开了了专门研讨小说《曾国藩》的桃园会议,由湖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学术会议,文化时报发表了《桃花源里说奇书》的长篇报道。接着,多篇评论文章先后发表。1994年8月5日,又以湖南省作协的名义举行了高规格研讨会,省委宣传部长文选德同志坐阵,会议纪要《评说“曾国藩”的文学价值》在8月6日的湖南日报头版发表。由于小说本身的魅力,此后,曾国藩热,曾国藩研究热相继出现,长盛不衰。2018年,中国作协制作了唐浩明专题片。二十多年来,关于《曾国藩》这部小说,似有三点尚未谈透,在此再说上几句。

一是变政治评说为文化书写。曾国藩系晚清王朝的股肱重臣,从慈禧太后开始到《曾国藩》小说问世之前,人们一直从政治角度来评说他。由于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曾国藩身上被敷上一层层的尘垢,笼罩了一圈圈的迷雾,由中兴名臣变为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刽子手,由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完人变为禽兽不如的封建鹰犬,由国家栋梁变为卖国贼。曾国藩因此具有多重性,既是有担当、有作为的高官,又是个人生活幸福指数很低的苦命人;既是道光中兴的干臣,又是杀人立威的魔头;既是生活刻板的旧秩序的维护者,又是思想前卫、洋务运动的开路人;既成就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辉煌,但最终魂归荷叶塘,精神回到了“耕读传家、品德继世、勤俭度日”的农家平民行列,否定了事功的人生抉择,回到了康德所说的精神“原点”。写曾国藩,如果不能拨开迷雾,拭去尘埃,另起炉灶,不但没有意义,反而重蹈覆辙,铸成新的历史误判。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唐浩明尊重历史本来面貌,遵循人性的基本逻辑,作尽可能本真的客观表达,“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发现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个道德完人。

这个还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国藩只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把曾国藩放进晚清王朝庙堂这个历史范围之内,站在百姓的立场看,也只能是封建鷹犬。从政治的角度,走政治评价的老路,无论如何跳不出老窠臼。唐浩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曾国藩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书写。曾氏一生的作为,内圣外王,建功立业,成了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抉择与生命价值的建构,成了个人奋斗,从而变政治书写为文化书写。循着这条最基本的写作路线,唐浩明轻松地绕开了政治暗礁,以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为切入点,将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乃至国家行为,都转变为文化人追求理想,践行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行为,曾国藩以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典范的本来面目彰显于人们的眼前,从根本上摆脱了政治惯性的巨大力量,举重若轻地纠正了人们既有的偏颇与成见。

二是“道”“术”“德”三位一体的立体化书写。“道”即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立功、立德、立言三大人生目标;术,一般指为人处事的手段、技艺、机巧,在曾国藩这里,再也不是纯手腕的秘籍,而是上升到了纯道德的精神层面;所谓“德”,即人的社会行为的标准和规范,以行为的邪正区分道德品位的卑劣与高贵。在《曾国藩》中,读者很少看到“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写作常识一类的东西,看到的是他将主人公在“道”“术”“德”三个层面上的从容铺开。曾国藩手书条幅“不为圣人,则为禽兽”以自励,胸怀大志,理想高远的大道之存,无处不在,这是第一层。道是虚的,必然落实在行动上,行动是术。道是帅,统领一切,术是兵,具体坐实,道为虚,术为实,道是出发点,术是落脚点,离开术,道就不存在,离开道,术便没意义,道术一统,此为第二层。作为朝廷高官,曾国藩的一切行动可归结到一个字,“治”:治国、治世、治军、治人、治家、治身、治学。治无小事,显身份,讲规矩——治家治身,家中女子每年做几双鞋,自己每天走多少步,每步多大的步幅,他都有具体规定;治学,奉行朱熹的“旧学相商加缜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的信条,实在又不保守,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治军,立六条规矩,以打胜仗和不扰民为最高准则,被毛泽东增加两条,定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剿灭太平天国以后,得一鼎,左宗棠试探他“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他改一个字作答,“鼎之轻重,不可问焉”,随即坚决裁削湘军,整顿吏治,宜作圣人,不窥帝位,免得国陷分裂,民众再遭战祸,这是他的“治国”;治世,用霹雳手段,源于“乱世需用重典”的统治方略;治人,“规过于密室,扬善于公庭”,关爱下属,赏罚分明。所有这些,无不操守自见,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道、术、德三位一体,这是第三层。三个层次,立体化地写活了曾国藩这个农耕意识很强的、集儒家文化之大成的杂多而统一的悲剧形象,刻画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知识分子道德完人。这一形象,相对于四十年前,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因其形象的丰满、坚实、厚重,至理至公,不可掀翻,不可摧毁,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同。《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小说,将一个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全面概括,深透发掘,并且精妙演绎。

三是曾国藩形象的悲剧性问题。曾国藩身居宰辅,功成身退,后代兴旺,齐家治国,是一位成大事大业的成功之士,何以说是一个悲剧形象?这种悲剧性,作家从三方面表达。一是曾国藩个人生命途中,多灾多难,光牛皮藓就纠缠得他苦不堪言,极少生的乐趣,虽事业成功也无快乐可言;二是其特殊的身份,也需要忍受莫大的精神煎熬。因杀人太多,当时人们送他“曾剃头”的绰号,他常内心惊惧,沉重,时有被杀者鬼魂入梦来,令其通夜难眠;掘墓确认洪秀全尸体时突响炸雷,他甚至觉得是天心震怒,针对他来的。第三,主要还是人生追求的自我扬弃。这种扬弃,植根于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两重性——既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建功立业,又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在封建社会,作为官僚,效忠皇室与个人自由独立,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能兼得。曾国藩一生,生杀予夺,说一不二,表面轰轰烈烈,实则事事听命王室,时时处在清王室的重重监控之下。曾国藩这种深刻的精神苦闷和人格分裂的痛苦,可想而知。这种自我扬弃,非曾国藩一人独有。诸葛亮遗嘱:“宜作良医,不作良相”,后人只可行医,一律不得做官;鲁迅不要儿子周海婴当作家,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逆转,是自古至今的普遍现象。悲剧不一定都是美的毁灭,真善美向自我否定的方向逆转,也是悲剧。曾国藩人生从荷叶塘出发,最终精神又回归荷叶塘,实则是他精神历程的大逆转,深刻地体现了曾国藩艺术形象自我否定的悲剧色彩。当然,曾国藩形象悲剧性的最终根源,在于他所服务的王朝与人民利益的根本冲突,与历史走向的背离。今天知识分子的道路抉择和价值建构,应与历史走向,与人民利益相向而行。

左起:曾国藩、张之洞、杨度

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志大才高的硕儒,都在寻找富民强国之路,都有很强的使命感、事业心与依附性。不同的是,思想上,杨度的民众观念极强,曾国藩的君主观念最盛,张之洞居中,中体西用,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在仕途上,张之洞毕生春风得意,曾国藩常处逆境而终成大器,杨度却毕生不遇,彻底失败。但最后,他们三人都以悲凉的心境离世,曾国藩魂归故里,不重高官重农桑,张之洞最后的遗言“一辈子的心血都白费了”,杨度慨叹着“江山人物俱老”寡欢而亡——他们最终都对自己的人生奋斗做了自我扬弃。作者选取这三个理想相同、命运各异的大知识分子来书写,这种命运的自我奋斗到自我否定,并不只是他们三人,它来源古老,贯穿至今。如前所说的诸葛亮、鲁迅,都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艰难,条条蛇咬人,自己从业的这条蛇咬人才最凶狠”的人生痛苦,而被咬死的无非是自身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他们最后的精神归属自然是个体精神的破灭,建功立业之路的扬弃。唐浩明由此吃透晚清前后的百年社会大变局,吃透历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与精神弱点,给后世多方面的启迪。他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大小说,《评点曾国藩奏折.日记.家书.语录.诗文.书信》六大评点,近一千余万言的书,可冠以总书名《知识者启示录》。写透历史,吃透知识分子,启迪后人,应是他的终极追求。

历史小说是对历史、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解读与再现,更需要理性评判,小说《曾国藩》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唐浩明笔下曾国藩的理性光环,最终在“小说”和“评点”两股轨道上完成。小说早已蕴含着许多思想精髓,“曾国藩评点系列”将小说中的理性明朗化了。两个系列相交阅读,更能体会出理性色彩的深邃、浓重。

曾国藩形象塑造的成功,很好地体现了唐浩明的大智慧、大眼界,给《曾国藩》带来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小说穿越地域,穿透时光,浸入人心,成了一部宏大的人生教科书和社会百科全书,成了永久流传的文学经典。

聚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