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2020-05-06

杜威:教育即生长

原标题:杜威:教育即生长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其本意并不是要把教育与生长混为一物。而实质上揭示了一种新的儿童发展观和教育观。当时的学校无视儿童天性,他提出“教育即生长”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儿童从被动的、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生长论要求尊重儿童,使一切教育和教学合于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兴趣、需要的要求。但这种尊重绝不是放纵。

杜威明确地讲:“如果只是放任儿童的兴趣,让他无休止地继续下去,那就没有‘生长’,而‘生长’并不是消极的结果。”

杜威既反对传统教育对儿童生长内部条件的漠视和压制,也反对传统学校中社会精神的匮乏。对于杜威的“生长”概念,人们争议颇多。

一、生长的条件

社会在指导青少年活动的过程中决定青少年的未来,也因而决定社会自己的未来。由于特定时代的青少年在今后某一时间将组成那个时代的社会。所以,那个时代社会的性质,基本上将取决于前一时代给予儿童活动的指导。这个朝着后来结果的行动的累积运动,就是生长的涵义。

生长的首要条件是未成熟状态。我们说一个人只能在他未发展的某一点上发展,这似乎是自明之理。但是,未成熟状态这词的前缀“未”却有某种积极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无所有或缺乏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能量”(capacity)和“潜力”(potentiality),这两个名词都有双重意义,一个意义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能量可以仅指接纳性,如一夸脱的容量。我们可以把潜力仅仅理解为蛰伏或休眠的状态——在外部影响下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能量理解为一种能力;把潜力理解为势力。我们说未成熟状态就是有生长的可能性。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现在没有能力,到了后来才会有;我们表示现在就有一种确实存在的势力——即发展的能力。

我们往往把未成熟状态只是当作缺乏,把生长当作填补未成熟人和成熟的人之间的空缺的东西,这种倾向是由于用比较的观点看待儿童期,而不是用内在的观点看待儿童期。我们所以仅仅把儿童期当作匮乏,是因为我们用成年期作为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儿童期。这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现在所没有的、他成人以前所不会有的东西上。这种比较的观点,要是为了某种目的也是够合法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看作不可变更的道理,那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傲慢武断。如果儿童能清晰地和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所说的话将与此不同。我们有非常可靠的成人凭据,使我们相信,在某种道德的和理智的方面,成人必须变成幼小儿童才对。 

二、习惯是生长的表现

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可塑性是保持和提取过去经验中能改变后来活动的种种因素的能力。这就是说,可塑性乃是获得习惯或发展一定倾向的能力。我们现在要研究习惯的主要特征。首先,习惯乃是一种执行的技能,或工作的效率。习惯就是利用自然环境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习惯通过控制动作器官而主动地控制环境。我们也许易于强调控制身体,而忽略对环境的控制。我们想起步行、谈话、弹钢琴、雕刻工的专门技能、外科医生、建筑桥梁的工人等等的技能,好像他们的技能不过是有机体的行动流畅、灵巧和精确。当然,他们的动作的确流畅、灵巧和精确,但是,衡量这些特性的价值的标准,在于它们对环境的经济而有效的控制。我们能够走路,就是能支配自然界的某些特性,所有其它习惯也是如此。

人们常常把教育解释为获得能使个人适应环境的种种习惯。这个定义表明生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个定义中的所谓适应,必须从控制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果我们把习惯仅仅看作机体内部引起的变化,而忽视这种变化在于造成环境中以后许多变化的能力,就会把“适应”看作与环境一致,正如一块蜡依照印章一样。环境被看作某种固定的东西,这种固定性为有机体内部发生的变化提供目的和标准;所谓适应不过是使我们自己切合外部环境的这种固定性。如果把习惯看作“习以为常”,确实是比较被动的东西。我们习惯于周围环境——习惯于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和手套;习惯于相当稳定的气候;习惯于我们的日常朋友等等,这些都含有被动的性质。和环境保持一致,在有机体内引起变化,而不问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就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显著特点。我们不能把这种适应(不妨称之为迁就,以别于主动的适应)的特点转到主动利用周围环境的习惯,除此以外,“习以为常”有两个主要特征值得注意。第一个特征是,我们首先通过使用事物而习惯于这些事物。

试想一下,我们怎样习惯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初进城时,我们碰到过多的刺激,引起过多的和不易适应的反应。逐渐地我们选择一些有关系的刺激,把其它刺激降级,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再对这些刺激作出反应,或者更加正确地说,我们己经对这些刺激作出持久的反应,或称为适应平衡。这种持久的适应,给我们提供一种背景,待有机会时作出各种特殊的适应。这就是“习以为常”的第二个特征。我们从来不想改变整个环境;有很多事情,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接受现状。在这种背景上,我们的活动集中在环境中的某些方面,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所以,“习以为常”就是我们对当时我们还不准备改变的环境的适应,这种环境对我们的主动习惯还具有积极的影响。

总而言之,所谓适应,既是我们的活动对环境的适应,也是环境对我们自己活动的适应。譬如,一个野蛮部落设法在沙漠平原上生活,他们使自己适应。但是,他们的适应包含最大限度的接受、忍受和容忍现状,最大限度的被动默认,和最小限度的主动控制和利用环境。后来,有文明的人出现了,他们也使自己适应。但是他们引进灌溉;寻找能在这种环境中繁荣昌盛的植物和动物;通过审慎的选择,改良正在那里生长的动植物。结果,这个荒芜的地方,好像盛开的玫瑰。野蛮部落只是顺应环境,习以为常;文明人却有习惯,这些习惯能改造环境。

但是,习惯的重要性并不止于习惯的执行和动作的方面,习惯还指培养理智的和情感的倾向,以及增加动作的轻松、经济和效率。无论什么习惯,都标志着一种倾向,能主动选择习惯运行的环境。习惯并不像米考勃式的人物,静候刺激出现才忙碌起来。习惯能主动地寻找机会,转入全面的运作。如果习惯的表现过分受阻,它就显出不自在的状态和强烈的渴望。习惯也具有理智的倾向。哪里有习惯,哪里就要熟悉所用的材料和设备。要了解习惯运行的情境,也有确定的方法。思维、观察和反思的模式变成各种技能和愿望,一同进入习惯。这种习惯使人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医师或商人。在不熟练的劳动中,智力的因素非常少,这正是因为所包含的习惯不是高级的。但是,判断和推理的习惯,正如操纵一种工具、绘制一幅画或进行一个实验的习惯一样。

但是,这种说法还不是充分表达实情的说法。在眼和手的习惯里面,包含了智力的习惯,这就使眼和手的习惯的意义增加。首先,习惯的智力因素使习惯和各种不同的灵活运用的关系固定下来,因而也就和继续生长发生关系。我们常说固定的习惯,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指我们所有的种种能力成为我们固定的资源,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但是,也有人用这句话表明老规矩,陈规陋习,没有什么新鲜,缺乏公开性和创造性。 习惯的固定性可以指有一些东西牢牢地控制着我们,而不是我们自由地控制着这些东西。这个事实说明了通常关于习惯的概念的两点见解:一点是把习惯等同于机械的和外部的动作模式,而忽视智力的和道德的态度;另一点是往往给习惯以坏的含义,把习惯和“坏习惯”等同起来。很多人对他们所选择的专业的心理倾向被称为习惯可能感到惊异,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吸烟、喝酒或使用亵渎的语言看作典型的习惯。对这种人来说,习惯是某种控制着他的东西,某种即使判断力谴责它都不易排除的东西。

各种习惯和智力脱离到什么程度,这种习惯变成呆板的动作的方法,或者变成奴役我们的动作方法就到什么程度。常规性的习惯就是不加思考的习惯;“坏”的习惯没有理智,违反有意识的考虑和决定所作出的结论。我们已经说过,习惯的养成是由于我们天性所原有的可塑性:我们具有各种变化反应,直到发现一种适应有效的行动方法的能力。常规性的习惯,这种习惯控制我们,不是我们控制它们,这是抹煞可塑性的习惯。这种习惯表明丧失变化的能力。毫无疑问,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机体的可塑性,动作的生理学基础会逐渐衰退。童年时代本能好动和热衷变化的动作,以及对新的刺激和新的发展的爱好,很容易“固定下来”,厌恶变革,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只有一种环境,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智力,才能抵制这种倾向。当然,有机体的衰老现象也影响思维中包含的生理结构。但是,这个事实只是表明需要经常注意使智力的作用产生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如果我们采取近视的方法,求助于机械的常规和反复的练习获得习惯的外表效率,没有思维的动作技能,那就是蓄意束缚生长。

杜威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的教育方法,主张从实践中学习。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其教育理论强调个人的发展、对外界事物的理解以及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影响很大。

他是胡适的老师,胡适曾盛赞他“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五四运动之际,他正好在中国,在中国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发表了两百多次演说。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都奉他为思想导师。

作者杜威,节选自《民主主义与教育》

王承绪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1

来源 | 我是周国平zhouguoping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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